企业发展中在不违背中国,在组织管理中

2019-10-20 作者:公司产品   |   浏览(199)

铝道网】中国成功企业在继承中国管理传统和吸收现代管理科学,传承、融合、创造的管理实践中,已经初步显现出某种具有“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特征。这种管理模式创新可初步概括为“中体西用”,即在中国人组织管理中通行的目标整合、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支配下,包含了部分相容的西方现代管理体系和方法,体现了至今仍有现实价值的中国传统观念和意义的管理类型。 “中体”之所在 “中体”意指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即管理中支配思维方式、价值导向和人际关系通行规则的部分。在组织管理中,“中体”的具体体现主要如下。以组织长久生存为基本目标,综合内外技术、经济、社会要求,利用当时环境提供的时空限度和可能,谋求组织发展的环境应对方式。这与西方相互对立、制约的环境下,追求职能性、功利性目标,遵循“丛林法则”的发展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综合平衡、局为重。形成以社会政治侧面统领全局,首先关注全局的稳定,在平衡各方力量、稳定全局基础上求发展的整体管理风格。不是以单一的、职能性的功利性目标为主。以“求同存异”、“中庸和合”方式对待和解决分歧与问题的管理风格,而不是“明辨是非对错”,矛盾对立中压倒或战胜对方的竞争法则。依靠身份、背景、渊源、家国情怀、情义,依照“情、理、法”逻辑维持的人际关系格局。这与西方工具理性,“法、理、情”逻辑大异其趣。道德规范、职能操守、信仰追求集于一身的个体塑造—激励方式。这与西方个人生活、职业操守、宗教约束各自分立的空间又有所不同。以“执经达权”、“通权达变”方式应对和适应变化的动态管理风格。如此等等。 “西用”的空间 “西用”意指组织管理中技术侧面、经济侧面的必然性、法则和提高效率效用的有效手段。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使得“西用”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获得充分发展,成为市场机制中运行规则和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甚至成为较重要的价值。总体看来,“西用”是一套反映技术必然性和资本逻辑,以提高效率、增加效用为功能,服务于“丛林法则”下扩张和征服目标的形式化规则体系和科学方法体系。 目前阶段,中国企业管理中“西用”实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因企业类型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以基本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行业领先者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为例,“西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建立在遵循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国政治、行政、经济体制约束双重制约下的企业基本制度安排。这种企业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在合法性制约的方式和资本逻辑制约的程度上,都有很大差异。企业发展中在不违背中国“合法性”约束的前提下,对市场环境中有限的资本规则、竞争逻辑的遵从和熟练运用,其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在生产作业流程和技术、信息化系统和技术、物流供应链技术、资金管理和资本运作逻辑、营销组织与技术等反映技术必然性和效率效用法则的组织管理理性侧面,除了背后的驱使力量与西方企业有所不同以外,方法手段本身没有大的差别。反映组织管理社会侧面一般性内容的制度规范的形式化应用,如“官僚制”运用本身。一定程度上的就业制度、职业规范、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西用”。如此等等。 “中体西用”,即中国式管理,实质上是体现中国精神和意义指向的,采用具有相容性的现代西方管理体系和方法,以中国人组织中通行的社会性目标整合和制度约束机制实现管理的组织管理类型。其中,“西用”的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原因在于其背后的目标和意义指向与“中体”的相容性。有些目前阶段不相容或部分相容的组成部分,在实际应用中就会受约束或大打折扣。如有关个体自由独立,有关效用、效率逻辑的作用程度等。未来“西用”作用空间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充,不取决于手段方法本身,而取决于“中体”中能够吸收和包容多少“西用”背后的价值。 “中体”和“西用”各有侧重 “中体西用”正处在引进、消化、吸收、学习西方现代管理方法和工具,与传统管理逐步碰撞、磨合、融合的过程中。总体上看,“中体”与“西用”在组织管理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如何具体组合,在哪些方面是在“中体”的价值和规则下应用“西用”的内容,哪些方面以“西用”的逻辑制约“中体”规则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企业市场化程度,或行政的、传统的规则再造和退缩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改革中市场化、现代化程度和“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因素较终结合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 到目前阶段,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成功的企业为代表,“中体西用”的基本格局是,在组织目标追求、价值导向、组织内部管理各层次的社会侧面,以“中体”为主;涉及组织目标选择以及管理中遵循的基本价值,组织中人与人作用的社会侧面,看待个体、激励个体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中体”的成分较大。在组织长期生存延续的目标追求,关注整体和全局,重“中庸和合”而轻“是非对抗”,“情、理、法”序列的激励方式机制等方面,传统的价值仍然为主。举凡业务、技术活动的设备设施、流程规范,涉及技术、经济逻辑的战略策略、技术开发、生产运营、市场营销、专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以“西用”的手段和工具为主。有些价值与“中体”的价值有矛盾和对抗,如西方意义上的资本、效率逻辑,独立个体价值,相容性较差,尚处在交锋和整合过程中。有些与中国社会性的组织管理逻辑和规则有一定相容性,如“西用”背后的效率、效用、理性、契约精神,对个体的重视,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中体西用”的格局。 “中体”和“西用”在更高层次上融合 “中体”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长期存在并发扬光大。同样,组织管理中的“中体”,作为一种管理类型的中国式管理,也必将长期存在。会改变的,是“中体”的局部调整和升华,是“中体”与“西用”的融合与渗透范围、价值整合以及具体融合方式,因此,“中体西用”可以作为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命题,亦可以作为解释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现实问题的基本命题。 动态地看,“中体”中的部分价值会随着经济社会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自我完善、升华和再造。如兼顾个体与整体价值,兼顾效率与公平,平衡情感与理性,有关技术、经济、社会综合协调等方面,“西用”的有关价值会部分地融入“中体”的内容体系。但“中体”的核心部分不会改变,“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和谐发展,“中庸和合”指导下的求同存异,国家、民族背景下的“家国情怀”等基本价值观会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改革以来许多成功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实践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上述特点。 伴随改革和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加深,文化的自调整、自适应功能会导致“中体”“通权达变”,发生现代性转化和再造,适应变化了的组织生活现实和环境,光大和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相应地,组织管理中通行的社会性目标整合和制度约束机制会部分地发生调整和变化,技术必然性和经济法则在其中的作用范围及程度会扩大和加深。虽然“中体”的核心部分不会变,但“西用”会更深地渗入“中体西用”的格局,应用范围会扩大。较为重要的是,经过现代性转化和再生的“中体”会形成与“西用”具有更强相容性、更高融合度的名为“中国式管理”的管理类型。实现“中体”和“西用”在更高层次上的融汇和整合,形成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东西文化价值的、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管理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中体西用”是近代以来一种“融通中西”的思想观念。以“中学”为体,强调儒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巩固传统的纲常思想;以“西学”为用,重视西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价值,以达到“自强”和“保国”的目的,二者间的关系与张力构成了“癸卯学制”的核心原则。“中体西用”观一方面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近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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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行业有代表性的近40家大型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显示,中国成功企业在继承中国管理传统和吸收现代管理科学,传承、融合、创造的管理实践中,已经初步显现出某种具有“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特征。这种管理模式创新可初步概括为“中魂西制”,即在中国人组织管理中通行的目标整合、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支配下,包含了部分相容的西方现代管理体系和方法,体现了至今仍有现实价值的中国传统观念和意义的管理类型。

中体西用;癸卯学制;经学

当信“中体西用”离我们并不遥远。

“中魂”之所在

内容提要: “中体西用”是近代以来一种“融通中西”的思想观念。以“中学”为体,强调儒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巩固传统的纲常思想;以“西学”为用,重视西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价值,以达到“自强”和“保国”的目的,二者间的关系与张力构成了“癸卯学制”的核心原则。“中体西用”观一方面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近代危机。

“中体西用”,何为中体西用?一百五十年前的语境,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这八个字最早源于,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这与这一概念的首次表述已经相距二十余年,即: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中魂”意指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即管理中支配思维方式、价值导向和人际关系通行规则的部分。在组织管理中,“中魂”的具体体现主要如下。以组织长久生存为基本目标,综合内外技术、经济、社会要求,利用当时环境提供的时空限度和可能,谋求组织发展的环境应对方式。这与西方相互对立、制约的环境下,追求职能性、功利性目标,遵循“丛林法则”的发展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综合平衡、全局为重。形成以社会政治侧面统领全局,首先关注全局的稳定,在平衡各方力量、稳定全局基础上求发展的整体管理风格。不是以单一的、职能性的功利性目标为主。以“求同存异”、“中庸和合”方式对待和解决分歧与问题的管理风格,而不是“明辨是非对错”,矛盾对立中压倒或战胜对方的竞争法则。依靠身份、背景、渊源、家国情怀、情义,依照“情、理、法”逻辑维持的人际关系格局。这与西方工具理性,“法、理、情”逻辑大异其趣。道德规范、职能操守、信仰追求集于一身的个体塑造—激励方式。这与西方个人生活、职业操守、宗教约束各自分立的空间又有所不同。以“执经达权”、“通权达变”方式应对和适应变化的动态管理风格。如此等等。

关 键 词:中体西用 癸卯学制 经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语境下:“中学”即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西学”即是“诸国富强之术”。这也就说明当时士人自信:中学就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而且中学可以为本。其实如果我们在深究一下,“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提出恐怕就已经反映出当时士人对整体中学的失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者鸦片战争以前恐怕是不存在“体、用”之分的,中学即是一体,无所谓“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而当其见识了西人火炮之威力、轮船之航速,遂即有“体、用”之分,本来就表明士人心态已经开始变化,而从“中体西用”走到“西体西用”也就是时间问题。事实上当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以一个清廷统治者身份将其正是表述出来时——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识偏废(这里使用‘旧、新’来指谓,实际上在戊戌维新前后‘新、旧’就以带有价值判断的指向即:‘新’代表善、正确,‘旧’代表恶、错误。身为朝廷大员的张不可能不知)时,在随后的“清末新政”中清廷的改革就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了“西体西用”道路,只是时人不愿或不敢承认,也或者他们对于“西用”这一概念的界定又发生了变化。

“西制”的空间

作者简介:袁晓晶,女,甘肃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儒学、近代思想史研究,E-mailpanny.happy@163.com(上海 200436)。

的确“中体、西用”这两个概念在从其提出到清王朝灭亡这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出于变动中的,尤其是时人对于“西用”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随着其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扩大,而在这变化的过程中在朝、在野其变化的速率也不相同

“西制”意指组织管理中技术侧面、经济侧面的必然性、法则和提高效率效用的有效手段。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使得“西制”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获得充分发展,成为市场机制中运行规则和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价值。总体看来,“西制”是一套反映技术必然性和资本逻辑,以提高效率、增加效用为功能,服务于“丛林法则”下扩张和征服目标的形式化规则体系和科学方法体系。

“体用观”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种思维模型。依据体用关系来调整“常经”与“权变”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中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时的基本思路。随着清末以来,西学的强势入侵,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在“中西之争”中如何保存中国固有之文化,挽救国家之存亡,族类之延续的问题。其中,具有改良思想的先驱者们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寄望以此中庸之道达成“外能抗辱、内可自强”的融合中西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中体西用”逐渐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基本思路,更成为了晚清新政改革的核心原则。在标志着传统学制向近代学制转型的“癸卯学制”中,“中体西用”观被完整地贯彻于这一清廷“新政”的制度实践中,成为“中体西用”由观念向制度转化的一次重要实践。以往对于“中体西用”的研究,专注于其概念内涵,而忽略了这一观念产生的现实因素。①实际上,“中体西用”观有着极强的现实诉求,通过考察它被贯彻的制度实践,可以更好地揭示其内涵意蕴。癸卯学制以“中体西用”为其内在理路,一方面实现了传统学制向近代学制的转变,将传统的儒家教化之学与西方知识融合在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新制度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整合突破了传统儒家之教强调纲常伦理的内在精神,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观念的近代危机。

在朝:

如果我们承认“中体西用”及其以上提到的其内涵的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魏源开始这一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当做是其最早的表述,只是当时应当还没有“中学”、“西学”的划分,当时“长技”主要是指军事技术,这也是“西用”这一概念最早的界定范围,实际上当十多年后清廷开启洋务运动,这一概念界定范围在朝廷范围内最初没有发生变化,但在后来二十余年的学习洋务的过程中,随着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扩向了民用工业,在这过程中新式学堂建立、派遣留学生,这都是最初洋务创建者不曾料到的。到1895年洋务运动结束“西用”这一概念在朝廷层面始终没有超过以上范围。

目前阶段,中国企业管理中“西制”实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因企业类型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以基本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行业领先者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为例,“西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建立在遵循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国政治、行政、经济体制约束双重制约下的企业基本制度安排。这种企业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在合法性制约的方式和资本逻辑制约的程度上,都有很大差异。企业发展中在不违背中国“合法性”约束的前提下,对市场环境中有限的资本规则、竞争逻辑的遵从和熟练运用,其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在生产作业流程和技术、信息化系统和技术、物流供应链技术、资金管理和资本运作逻辑、营销组织与技术等反映技术必然性和效率效用法则的组织管理理性侧面,除了背后的驱使力量与西方企业有所不同以外,方法手段本身没有大的差别。反映组织管理社会侧面一般性内容的制度规范的形式化应用,如“官僚制”运用本身。一定程度上的就业制度、职业规范、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西制”。如此等等。

一、体用并重:“癸卯学制”的逻辑结构

在野:

在野层面如也以魏源未开始至冯桂芬首次表述这一思想时,其对“西用”范围界定就已超越简单的技术层面。冯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 “人无遗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伴随“四不如夷”提出,其目的就是改革政治体制,虽然这还没有到达资产阶级改良的高度,但在他身后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再到八十年代的郑观应、陈炽则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格,这时他们要求的不再只是发展工业,而已经将资本主义代议制看做是“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就这一范围清廷至死之前也才勉强到这一层面。

至甲午战败后,在朝、在野的人们仿佛在改革这以层面达成了一个微弱的共识即:在野的康梁暂时搁置了开议院、制宪法等主张,在朝的光绪、翁同龢等也同意进行较深程度改革,这也是在朝在野士人在“中体西用”模式下最后一次合作,最后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合作双方基础太为薄弱。

维新变法破裂以后,在野激进人士一路狂奔,他们不会再回头去留恋那个没落的身影,一直到革命,跨越“中体西用”的藩篱,走向“西体西用”。

而清廷也终于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火中,在“中体西用”的道路上再进一步,走上了较为全面的政治改革的道路,但这条路走了十年,武昌起义的炮声最终还是轰塌了清廷的堡垒,这是“西体西用”战胜了“中体西用”。

如果我们回头再看戊戌维新,在这里在朝在野的士人在“西用”内涵方面达成了微弱的统一,而当其失败,新的革命取代改良之时,“中体西用”这一概念就已经成为历史,一言以蔽之:中学不能为体由“中体西用”维护统治走向“中学不能为体”而至统治坍塌,这恐怕也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当中学不能为体,我们走上“西体西用”即“全盘西化”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完。当然也有人称:当下中国依然是“中体西用”,即所谓中国特色为体。而这其中内涵恐怕也有许多变化。

至此我们不得不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边的概念进行厘定。体?即所谓本源、实质、原则,用?所谓方法、使用、功能。而学又谓何?思想、制度、文化、技术、器物、、、在当时语境下 “中学”即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西学”即是“诸国富强之术”。为何在当时会有如此定义?一个重要的依据便是文化体系可分,‘体用’可分,如此便可借此避开文化认同,而借鉴学习西方,但结果如严复所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和之则两亡。其时中国士人抱定文化可分和中学可以为体的信念,最后走上中学不能为体而“西体西用”的道路,何尝不是一种调侃?

以我们的后见之明,假定“中体西用”可以成立,什么应该为体?什么又应当为用?对于当下中国:我们百年前开始反思西方,而今又应该做何种选择?“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无论是叫嚣自由民主,还是疾呼古代先贤,这都是我们避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吧。

“中魂西制”,即中国式管理,实质上是体现中国精神和意义指向的,采用具有相容性的现代西方管理体系和方法,以中国人组织中通行的社会性目标整合和制度约束机制实现管理的组织管理类型。其中,“西制”的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原因在于其背后的目标和意义指向与“中魂”的相容性。有些目前阶段不相容或部分相容的组成部分,在实际应用中就会受约束或大打折扣。如有关个体自由独立,有关效用、效率逻辑的作用程度等。未来“西制”作用空间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充,不取决于手段方法本身,而取决于“中魂”中能够吸收和包容多少“西制”背后的价值。

清末的“中体西用”观念最早源于冯桂芬的“原本”说,在《校邠庐抗议》中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就是坚持作为现实秩序的儒家纲常之本。这一点被视为“体”,具有价值选择上的绝对优先性。但是,“体”在价值上的优先性并不能否认实践上“用”的重要性,因而自强之道必须是体用兼备。在王韬看来“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道”是不可变的,但“器”则是可以变的。因此,“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2]“道”作为孔子所申明的圣王之制,是中国所固有。但是“器”则应为西方之学,由此实现通过学习西方而达到自强的目的。

“中魂”和“西制”各有侧重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3],确立了“中体西用”为近代新教育改革的基本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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